所以我的建议是，应当征收农业税，但总体税率可以为负，算总账的话可以是给农民发放资金。倘若农业补贴能达到这样的效果：老人年纪越大，收入增长越快，那就能预期农村老人的晚年将会十分幸福。

  小农经济发展至今，不单是农业自身的效率问题，更是关乎全社会的安全问题，也是工业逐步发展的阻碍。国家近些年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在维持承包制和集体产权的前提下，推进经营权集中。实际上，已然浮现种田大户和大农场在取代小农户的情况，然而从客观成效来看，替代的效果并不理想。

  除了东北的国有农场外，其他经营大农场的企业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。倘若自身永远只是租户，那是否要在土地上投资？是否要以数十年为周期去改良土壤？所以当下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确保大农场能够顺利集中土地，同时保障农民的利益。

  这与城市旧城改造存在相似之处，都是要用标准化的大企业定价体系去收购成千上万块小型地产。从市场角度而言，每一块土地仅考虑开发成本和农作物产量这两个指标，定价相对容易计算。但从小块土地的角度来看，每一块地都具有天然的垄断性，特别是在周围部分土地完成交易后，小块地甚至具备了给大农场制造麻烦的垄断性。

  也就是说，完全可能凭借一块地卡住别人的道路，阻碍大型机械入场，或者反过来，小块地留在大农场中间，直接致使大农场没办法使用大型喷灌机。所以，在历史上收购土地，不管是在城市还是乡村，向来存在两种情况。要么是以潜规则为主，辅以暴力进行谈判，既打压钉子户，也威慑普通的小地产主，最终以低价完成收购；要么是无限尊重小地产主的权利，只要对方坚决不卖，哪怕多花费数千万、数亿去绕路，也不能强行拆迁。

  换到农业土地上，一边是农民的利益，一边是大农场的效率，两边都不能舍弃，这着实是一个既要又要的难题。

  对于像房地产这种具有天然垄断性的商品如何定价，我们的节目有一套常规化的方案。从 2019 年的年终盘点起，我一直提议通过房产税为房地产进行长期定价，提升房地产的交易效率。这套方案适用于城市，也适用于农村，只是农民如今被视作，并且在建国前的数十年里承担了额外的粮食征购负担，向他们的土地征税，目前来说令人震惊。

  所以我的建议是征收农业税，但总体税率可以为负，算总账可以是给农民发钱。因我们的目的只是为土地定价提供较为合理标准，并非从农民手中获取利益。而且，既然有实现全国土地大农场化的目标，就必须对建国以来的农业政策进行一次总结算，为农业社会的最后一个群体提供较为合理补偿。

  具体来说，不再区分耕地类型，一律依照土地价值征税。税款收归国库后，乘以一个显著大于 1 的数字，比如 2.5，然后除以农民总数，平均返还给每位农民。对于农民身份的界定可以宽松一些，目前仍留在农村的人要算，户口在农村的人也算，拥有承包权的人也算，只要人在世，都能终身领取，直至这一代农民彻底消失。

  其次，收支两笔账。农民依照土地价值交税，必然要与政府协商出合理的计算方式，为未来的土地产权交易提供较为可靠依据。农民按人头能够领取数倍于农业税的终身补贴，这为过去几十年的统购统销政策做了一次结算，算是工业社会对农民的回馈。

  另外，对农民群体的终身补贴还有一个效果，随着这最后一代农民逐渐老去，领取补贴的人会慢慢的少，但补贴总量与耕地面积成正比基本不变，每位农民领到的钱会慢慢的多。这实际上为当代农民又增添了一重养老保险，是最佳的健康激励政策。

  原本在中国农村，老人到了七八十岁往往被家庭边缘化，只能等死。直到前些年普及了低保，子女或旁系亲属才意识到老人能带来现金收入，这提高了赡养老人的积极性，使得农村的预期寿命出现了跳跃式增长。如果农业补贴能让老人年纪越大收入增长越快，可以预期农村老人的晚年会非常幸福。

  当然，不能说当这一代农民只剩一人时，全国的农业税和补贴都返还给他一人，还是要设定一个返还上限，比如每人每月 30 万封顶，这足以让高龄老人享受众星捧月的待遇，肯定会催生一大批百岁寿星。

  那么，农民会喜欢负税率方案吗？个别土地多、土地价值高的农民或许会反对，但只要额外返还的比例足够高，反对的比例就会低到可忽略。因为数十年前中国尝试过类似政策，绝大多数农民都表示支持。这便是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。当年的土地改革方案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平分土地，让每个农民都相对均等的享受土地收益。如今推行负税率的农业税，收钱依据土地，发钱依据人头，相当于再次平均分配了土地收益。相信绝大多数农民会像他们的先辈一样支持。

  在 2025 年的中国，从经济结构来看，已经实现了工业化；从人口结构而言，仍有几亿农民来自粮食统购统销的年代，当年他们承受了额外的负担。如今对农民群体进行一次总结算，于情于理都恰当。但结算也要有依据，不能无限扩大。

  所以我建议先征收农业税，再成倍返还，作为终身补贴的依据。倘若借此机会能够确定土地交易价格，让现代化的农场能够安心购置土地，消除小农经济的内耗，那将会是双赢的局面。未来中国还要与更多国家开展自由贸易，必须拥有现代化的农业企业，才能同时应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的竞争。这便是征收负农业税的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