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社会大多不讲究民主，尤其是中国古代社会，总是要老百姓服从官员的管理，而不是让官员服从民意。

  所谓的民意只是官员口中的民意，或是说皇帝和官员理解的民意，而不是真正的民意。一旦书生做了官，就会实现跨阶层的跳跃，会光宗耀祖，甚至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。他们往往会独断专行，一个人说了算，要多数服从少数。他们会拉帮结派，形成官僚系统内部巩固的利益联盟，甚至共同糊弄皇帝，对抗朝廷的审查，就能做到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。书生做官不容易，大多要经过科举考试选拔，虽然唐以前的书生可以到权贵家里做门客，立功之后接受封赏，但立功的书生并不多，接受封赏的也就不多了。到了唐以后，有了科举考试制度，书生要通过科举考试做官，就要刻苦攻读，哪怕读死书，也要一直读下去。一旦他们做了官，就算鲤鱼跃龙门，飞黄腾达，但并不能我行我素，不能只是为老百姓谋福利，而是要为官员整体利益服务，要维护官僚阶层的利益，还要善于搜刮银子，用于官场运作，起码要送给上级，才可以获得提拔升迁的机会，不然就只会原地不动，甚至被降职处理。官场有自己的运作规则，并非才能大的人说了算，而是权力大的人说了算。权力大的人就是大官，要搞权力寻租，把手中的权力转化成钱，不然只是手握权力，没有一点钱财，有时候说话就没有底气，甚至根本办不成什么事。要想办成事就必须有钱，靠权力支配，不然只是有权，就很可能被富商架空，或者说被有钱人看不起，当然也就办不成事。

  古代官场的权力向来如此，总是要卖给能买得起的人，其实是卖给富商，甚至明朝出现了卖官鬻爵的风气，好充实国库，但最终并没有充实国库。卖官的钱都被官员私吞了，国库仍然亏空。如此一来，卖官鬻爵的风气就会导致社会道德滑坡，会导致官僚集体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。官僚相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少数人，而老百姓是绝大多数人。官员的权力来源于老百姓，就要为老百姓负责，可是官员一旦获得权力，就会为自身以及整个官僚系统负责，而不会为老百姓负责。哪个官员要为老百姓负责，甚至为民请命，哪个官员就会遭到排挤，甚至被皇帝贬官。因为老百姓的利益并非那么重要，而官员整体的利益却是很重要的，虽然他们人数少，但他们掌握了天下的优质资源，不可能还给老百姓。有了这种对资源的垄断，就有了绝对话语权。他们一般会视百姓为蝼蚁，拼命压榨他们，还要向他们收取各种办事的费用，最终弄成官员层层加税的态势，而真正的收税官是那些做事无底线的地痞流氓。他们购买了临时收税官的职务，就可以到民间大摇大摆收税了，以权力系统为背书，最终能够收上税来，却仍然加了一层税，给老百姓造成沉重的负担。

  古代官员毕竟是人群中的少数人，掌握社会优质资源之后，就可以统一调配，为整个官僚系统服务，却并不会为老百姓服务。但古代官员声称是父母官，要为老百姓做主，实际上只是协调一下民间的关系，却并没有直接给老百姓发钱。即便他们从民间搜刮了万两银子，也只会送给上级一部分，自己截留一部分，并不可以平均分配到每个老百姓头上。倘若皇帝拨下一部分银子让他们兴修水利，他们就会大张旗鼓地宣传，说是新修惠民工程，要让老百姓免遭水患，还要用这样的水灌溉，却不会说每年征收的重税能否减免，也不会说搜刮的银子到了哪里，甚至根本不承认从民间搜刮银子。越是这样，他们越容易蒙骗老百姓，还不让老百姓读书，主要是设置的学校少，读书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，而民间的老百姓大多都是农民，根本读不起书，不但买不起书本，而且请不起教书先生，当然不会供养书生。除非农民花费三代以上人的努力，积攒粮食卖钱，多租一些地，再积攒粮食，再卖钱，成长为中小地主，才可以供养一个书生，让书生去参加科举考试，以此改变家庭的命运。

  书生考中之后，不敢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，而是要迅速学会做官。做官是需要学习的，并不是读了圣贤书就会做的，只能说读了圣贤书会理解圣贤的思想，会写文章，但写文章要揣摩皇帝的意思，揣摩主考官的意思，揣摩社会主流意识形态，就要善于从这样一些方面命题。甚至他会写文章糊弄上级和皇帝，而不会据实禀报，更不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他们写文章和分析事情，总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，要多数服从少数，也就是顾及官僚整体的利益，顾及自己的官位，甚至为保住官位杀人灭口。若发生社会突发事件，官员就要想办法捂盖子，要报喜不报忧，甚至能把坏事做成好事。有经验的官员会弹压事态，会把这样的消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，不会让上级知道，也不会让皇帝知道。倘若有书生敢于上书，让地方官员的上级知道了这样的事，那么上级就会和地方官员一起捂盖子，甚至会逮捕书生，控制舆论，最终让这样的事情消灭于无形。官员只要逮捕几个闹事的饥民，杀掉之后，就可以杀一儆百，不必禀报皇帝。倘若皇帝听到了风声，地方官员和上级就会揣摩文辞，把科举考试那种揣摩功夫拿出来，给皇帝写奏章，会把坏事说成好事，说为维护地方稳定，下了大力气，还把妖言惑众的书生逮捕归案，最终让社会平稳发展，就是农民各安其位，人民安居乐业。地方官员和上级沆瀣一气，共同控制舆论，还具有超级话语权，当然就可以让多数服从少数，并且要实行移民政策，不让老百姓读书，而读了书的书生又要进入官僚系统成为新的官员，考不中的书生只能被人们视为“百无一用”之人，却不敢对抗整个体制。

  如此一来，古代社会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就确立了，是一种封建集权制，而不是什么民主制，即便皇帝找一些议事大臣来商量国家大事，也不是民主，而是群策群力，最终为朝廷以及整个官僚系统服务，根本不是为老百姓服务，但表面上要打着为老百姓服务的旗号，说是为了社会更加平稳，说是为了老百姓更好地生活……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