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，是地处太行山腹地的一个贫困小山村，以前自然环境恶劣，群众生活艰苦。农业合作化后，社员们开山凿坡，修造梯田，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，彻底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。1964年2月10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通讯报道《大寨之路》，伟大领导袖毛主席发出了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号召。此后，全国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，当时的武威县（现凉州区）也不例外，并成为全国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先进典型。

  一九七〇年秋，武威县作为后进县，参加了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。在这次会议上，直接听了昔阳县学大寨的经验介绍,亲眼看了昔阳县人民发扬大寨精神,治山治水，大干社会主义农业的动人情景，震动很大:昔阳县能在短期内建成大寨式的县，武威县为什么一直处在后进状态?是武威县的自然条件不如昔阳吗?不是，武威县的条件不比昔阳差，是武威的人民群众不愿意干吗?也不是，那是怎么回事呢?武威县何时才能像昔阳那样建成大寨式的县?这些严峻的问题，摆在了武威县领导班子面前。

  武威县在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上迈开新步子，是从认识了根本在路线，领导是关键这一点开始的。“农业学大寨,县委是关键”,这句言简意明的话，人们早就熟知了，但是，武威县委在领导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:这话说起来简单，可是真正理解了，做到了并不是特别容易。他们在斗争实践中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，才加深了理解，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。

  一九六八年秋，在无产阶级的急风暴雨中诞生的县革命委员会，刚一成立就着手领导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，那年冬天到一九六九年春季的两个多月时间内，县革委会先后组织了县、区、社、大队、生产队干部四千多人，去大寨参观学习，受到了很大教育。不少社队干部回来后，学习大寨大队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、思想领先的原则，坚持用思想教育人，不断批判资本主义，带领群众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，并且涌现出了长城公社、四坝公社四坝大队第二生产队等学大寨的先进单位。但是，由于县革委会在领导学大寨运动中的指导思想不明确，运动的发展很不平衡。仍有部分社队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冷冷清清，没有上路,还有相当多的社队学大寨没抓住根本,光学表面,图形式。在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，回答《人民日报》社论提出的问题时，武威县的领导班子,首先对照昔阳、大寨找差距，发动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用整风的方法揭露矛盾。在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，大家向县委提出了一百多条意见:有的说，武威县委在领导学大寨中是:雷声大，雨点小，嘴上说得凶，实际干得松。有的说:县的领导学大寨是只听楼梯响，不见人下来。还有的一针见血地指出:县的领导是学大寨学在嘴上，行动不对号，面貌咋变了?基层干部和群众提出的这些意见说明:县委在领导农业学大寨中，尽管学大寨的会没少开，赶大寨的口号没少喊，但是，由于方向不明，决心不大，学大寨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。当时，大多数领导成员认为，群众的批评敲到了锣心上，揭到了要害处，也有个别领导成员，对群众的尖锐批评接受不了。

  为了端正领导成员的思想路线，统一认识，一九七一年春天，县委在地处腾格里大沙漠前沿的长城公社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。长城公社不仅是全县学大寨的先进单位,也是出席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先进单位代表。解放前,这里是个“黄沙滚滚不见天，到处沙窝不见田”的穷地方,全公社一万六千多亩土地全部被沙海包围，亩产只有百十斤。解放后，依靠集体的力量，植树造林，防风固沙，生产有了一定发展。一九年，毛主席发出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号召后，长城公社党委带领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，积极做出响应，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推动下，公社党委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，狠抓阶级斗争，严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，打击投机倒把等瓦解集体经济的资本主义势力。对于弃农经商、副业单干等资本主义倾向，及时批，反复批，不断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学习大寨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，向沙漠开战，同风沙搏斗，在风沙豁口上植树造林，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，在前十年植树造林的基础上，把分散的林片连接成了林带，营造了两条总长六十六里的防风固沙的绿色长城，造林面积达到了三万九千多亩，锁住了“黄龙”,保护了庄田。同时每年组织大批劳力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，面貌大改变，使昔日沙丘横卧的碱滩，变成了肥沃的良田。从一九六六年以来，粮食亩产连年上《纲要》,对国家作出了贡献。县委全体同志和长城公社的贫下中农一起吃忆苦饭，参加植树造林劳动，听取他们学大寨的经验介绍。

  全体县委成员看“长城”,想全县，受到了很大的启示:全县自然条件较差的长城公社，所以能在学大寨运动中取得很明显的成效，根本原因是公社的领导班子积极做出响应毛主席关于“农业学大寨”的伟大号召，满腔热情地学习大寨经验，学大寨学到了根本上。长城公社能办到的，全县为什么没有办到?长城公社学大寨的经验,为什么没有及时地在全县推开?不怪基层，不怨群众，责任完全在县委。

  长城公社的启示，使武威县委的领导成员,对昔阳县学大寨的一个重要经验“根本在路线，领导是关键”的理解进一步加深了，使他们深刻认识到:在一个县的范围内，要把大寨经验迅速地、全面地推开，尽快地建成大寨式的县，关键在县委。只要解决好县委领导班子本身的思想路线问题，解决好县委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，象大寨和昔阳那样，建设一个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有社会主义雄心壮志，敢于斗争，敢于胜利，团结战斗的革命化的领导班子，就能带领全县人民加快学大寨的步伐，在短期内改变全县落后面貌。

  人们说:“学大寨运动中的斗争，是随时可见，每步必有。”这话一点不假，武威县学大寨赶昔阳刚一起步，就遇到了激烈的斗争。武威县在贯彻落实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时，提出了“狠抓路线促大干，重新安排山河川,奋战三年上《纲要》,五年建成大寨县”的战斗口号。广大贫下中农欢欣鼓舞。这时，社会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兴风作跟，以击“短期内改变面貌是‘左倾’盲干。”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领导班子内部来，县革委会领导班子内部，也出现了一场斗争，影响了班子内部的团结，使刚刚兴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受到了阻碍。面对这场斗争，县革委会领导班子成员认真地学习党的基本路线，回顾历史，分析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现实，更加深刻地理解到: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，还存在着阶级、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，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，学大寨运动的全部过程，充满了这些斗争。要抓好社会上的阶级斗争，必须首先抓好领导班子内部的路线斗争，不解决好领导班子内部的路线斗争，就无所谓团结胜利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一句空话，正在全县兴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就可能夭折。于是，在省、地党委的正确领导下，县革委会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放手发动群众，以“四大”为武器，揭开了领导班子内部路线斗争的盖子，分清了路线是非，在这场斗争中，严格区分和正确地处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，打击了社会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，挽救了一些犯错误的好人，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，赢得了县革委会领导班子的革命团结，赢得了学大寨、赶昔阳的第一个战斗的胜利。

  黄河后浪推前浪，斗争一场接一场，旧的矛盾解决了，新的矛盾新的斗争又会出现。一九七一年,全县粮食减了产,在挫折和困难面前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又激烈了起来，这种斗争又反映到了县委领导班子内部。减产的原因是什么?困难面前怎么办?县委内部两种思想、两条路线的斗争又尖锐起来。

  有的同志对粮食减产怨天尤人，认为粮食减产是干旱造成的。对武威县在几年内能不能大上快变，又产生了怀疑，说什么:有史以来，武威县的粮食产量，总是随着雨雪的多少而增减，这个“水涨船高，水低船落”的现象，一时难以改变。

  还有的同志面对困难唉声叹气，张口闭口“难啊，难!”说什么，昔阳县只有二十多万人口，而武威县是六、七十万人口的大县，人多事杂，工作难搞，长期落后，面貌难变。

  大部分同志不同意上述两种看法。粮食减产的原因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吗?同样的干旱，同样的灾害，为什么法放等公社增了产，而有些水利条件较好的社队却减了产?是“人多事杂，面貌难变”吗?为什么长期落后、情况复杂的金沙公社能在一年内面貌大变，粮食上《纲要》,而一些基础较好的社队却减产倒退呢?大量的事实说明，只要自觉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，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，大批资本主义,大干社会主义,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就一定会蓬勃兴起，取得成效。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党的基本路线来观察，武威县大劳力多，自然条件比较优越，经过无产阶级的锻炼，广大人民群众热气高，干劲大，只要县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，带领全县人民象大寨、昔阳那样努力奋斗，艰苦作战，短期内完全有可能大变，昔阳县能够办得到的，武威县也一定能办到!

 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，实质就是县委领导班子内部两种思想、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。他们召开常委扩大会议，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“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”教导，开门整风，进行思想交锋，使大家的认识取得了统一:没有一个真正理解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县委，就迈不开学大寨的步伐。用党的基本路线来衡量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自然条件的好坏和灾害，也不在于落后难变，重点是一些同志头脑里的唯心史观作怪，只看到部分地区自然条件差的一面,看不到条件差是能改变的;只看到长期落后，看不到经过无产阶级，群众中焕发出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;只注意埋头抓生产，而放松了抓阶级斗争，放松了对资本主义倾向的批判。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，县委常委深入基层，向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检讨工作，虚心听取贫下中农的批评，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。这样做了之后，不仅没有使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挫折，反而使干部和群众受到了鼓舞，坚定了学大寨赶昔阳的信心。

  从这时起，武威县委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，那就是学大寨绝不是那样和和平平的，要挺起腰杆斗，在斗争中开创新局面。几年来，武威县委采取各种措施，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，不断地打击阶级敌人，批判修正主义，批判资本主义倾向。县委和区、社党委每季度召开一次阶级斗争动向分析会，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，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;每年的春种、夏收等一些重要生产活动开始之前，全县各社、队普遍评审地、富、反、坏，并且把一些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交给广大群众进行批斗，开展对敌斗争，打击破坏活动;抓住学大寨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和思潮，及时引导群众学习党的基本路线，开展革命大批判，明辨是非，提高认识，扫除思想障碍;每年召开四级干部会干部会议，总结交流经验，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形势、新特点，教育干部提高执行基本路线的自觉性。

  武威县委在这一场又一场的斗争中，锻炼得更坚强了，认识风向辨明是非的本领也增长了。但是武威县委的同志们深深感到，斗争并没结束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还会在不同的形势下，用不同的方式反映出来。因此，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年年讲，月月讲，天天讲。几年来，武威县委在工作顺利、学大寨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，注意克服和批判了盲目乐观、停滞不前的骄傲自满情绪;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，又及时地同畏难松劲、悲观失望的思想作斗争。这样，使县委领导成员经常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头脑，坚持不断斗争，不断前进。

  一九七四年，是武威县连续获得丰收的第三个年头，正在夺粮的关键时刻，又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早，特别是受旱严重的黄羊区，河水比往年减少百分之九十二，人畜饮水的涝池全部干涸,全区九万亩夏禾作物受到干旱的严重威胁。县委及时作出了抓黄羊区,促全县，抗旱夺粮保丰收的决定，提出在黄羊区开展担水点种小秋作物。这时候，社会上引起了种种议论，有人说:“天命如此，种在人，收在天么!”“旱情这么严重，靠担水点种，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。”一小撮阶级敌人也攻击说，担水点种是“极左思潮”,“劳民伤财”。还有个别同志，也对战胜干旱信心不足，认为“旱情重，没法抗，担水点种顶啥用?”是象大寨和昔阳那样，迎着困难前进，还是被困难吓倒，是前进，还是倒退呢?在这新的考验面前，县委领导清楚地意识到:不仅在顺利的时候学大寨，在困难和灾害严重的时候，在斗争激烈的时候，更要毫不动摇地学大寨，才算真学大寨。只能象昔阳人民那样,“天大旱，人大干”,战胜灾害夺丰收，决不能屈服于大自然的压力。县委带领全县人民普及、深入、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，大破、孔老二散布的“天命论”,大立“人定胜天”的思想，以“千里百担一亩苗”的革命精神，向灾害展开了斗争。县委领导，以及正在县上开会的各区、社领导一百多人，同城市机关干部、工人、学生一起，拉着架子车，连夜到六十里外的黄羊地区送水抗旱。当时，武威城内热闹非凡，倒不是人们去看什么动人情景，而是都在议论武威县农业学大寨史上的一件新事物。人们说:“过去，我们听说过昔阳县担水抗早的事，当时不过觉得是一种精神，今天武威也出现了这种事，觉得这不仅是一种精神，而是精神产生的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。这一夜，在“兰新”公路上，一支抗旱队伍在一路小跑，汗洒在路上，脚上打起了血泡,但这汗水却冲刷了“天命观”,这血泡回击了靠自然恩赐过日子的懦夫思想。在县委带领下，县级机关和厂矿企业和事业单位出动了三千七百多人，汽车、拖拉机、架子车、自行车等运输工具一千八百多辆，拉水送水，掀起了抗旱热潮。

  在黄羊区的谢河公社，有个只有九十多人的东沟大队第四生产队，干旱夺走了他们的好庄稼，炎日晒得土地直冒青烟，有些老年人说:“要是在旧社会遇到这一种的灾情,就只有逃荒要饭了。”一九二九年,早情并没这么严重,但是死的人不计其数，死尸无人掩埋，真是惨不忍睹，如今，时代不同了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武威人民，视“天命”如粪土，不低头，不弯腰。这个生产队上至七、八十岁的老人,下至刚刚懂事的孩子，都出动了，担着桶，端着脸盆，拿着碗，一桶桶，一盆盆，一碗碗地把水送到地里，点种了八亩玉米。县委用这个队的事实来教育大家,他们把各级领导干部带到这个生产队，指着正在用珍惜的水与老天夺粮的老人和孩子们对大家说:“大家看一看他们的行动吧，他们这种大干社会主义的精神，不是正好可拿来医治我们头脑中的右倾顽症吗?”的确，人民群众的英雄行动，难道不是已经宣告了、孔老二的“天命观”破产了吗?难道不是决定了历史的命运真正掌握在人民群众的手里吗?

  这场斗争赢得了思想上的胜利,也获得了物质上的丰收。在黄羊区抗旱斗争的推动下，全县有十八万人投入了抗早斗争，使一九七四年的粮食总产比大丰收的一九七二年，增产五千七百多万斤，大灾之年夺得大丰收。

  五年来，武威县委就是这样，斗争一次，增添一层智慧和力量，终于斗出了学大寨、赶昔阳的新成绩。

  革命化的作风，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保证，为了使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，武威县委把认真改进领导作风，坚持在干中指挥，当作一个重要问题来抓。

  过去有的人觉得:武威县的大队多，一个大队住一天，也得四百多天。有的领导以此为借口,蹲在机关忙于日常事务，靠文件指导工作，靠电话了解情况，下去之后也是转一转，看一看，象水上的葫芦沉不下去。贫下中农批评说:“只说干干干，不见领导面，武威农业要上去，县的领导得下来。”

  群众的尖锐批评，给新的县委敲起了警钟，大干大变就要舍得花力气，舍得流大汗，领导要当学大寨的火车头，同群众一起战斗，一起前进，不能站在一边指手划脚，空喊口号，一定要把脚根深深扎在人民群众中，从群众中汲取政治营养，和全县人民一起改天换地。为了迅速改变武威面貌，县委经常只留一两个常委在家主持工作，其他领导同志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到生产第一线，吃住在社队，劳动在田间，和贫下中农同学习、同商量，抓路线教育，搞调查研究，取得指导三大革命斗争的主动权。谁都知道干旱是武威发展农业的主要威胁，而解决干旱的办法是什么?就得靠调查。新县委一成立，这个调查工作就开始了。平原地区现在状况是啥?过去状况是啥?山区又是靠什么来解决水利化?为了找到这样一些问题的答案，古老的河床谷道，深山的冰川雪堆，甚至连无人烟的老林灌丛之中，县委的一些同志都分别走到了，才得出了解决武威水利问题的正确答案。当全县掀起打井、修渠等水利建设高潮以后，县委又对哪个地区可以打井，哪个地区应该修渠，以及打什么样的井，装什么样的抽水机械等问题,都作了深入地调查了解。在那些进行水利化建设的日日夜夜，人们经常能够正常的看到县委的同志，头顶烈日，或披着风雨，在渠道上、在井台上调查和访问。他们通过察看武威的山山水水,按土壤、水源等自然条件，把全县划分为三种不一样的地区，制定了一个全面治理武威面貌的初步规划:山区和沿山地区，大搞梯田和台田建设,蓄水保墒,防止水土流失，一季夺高产，山水地区大搞条田建设和渠系配套,提高河水利用率，扩大灌溉面积，实行间作套种;泉水地区主要是开发利用地下水，打机井，搞深翻，大力推广带状种植，变一茬为两茬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。

  武威县委在指导工作中，对涉及全县性的大问题上是这样做的，就是在处理一些具体问题时，也是这样做的。举个例子说吧:一九七三年六月间的一段时间里，黄羊河上游来水量达到六个秒立米，县委算了一个帐，如果按这个水量，不但可以浇完全灌区的第一轮苗水，还可以泡两万亩干地，扩大秋禾作物。当时县委考虑到黄羊区因为干旱少种了几万亩地，现在泡些干地抢种部分秋粮,还可以弥补夏禾的不足。但是又想到，事物是一直在变化的，现在上游来水六立方，以后能不能持续下去呢?心里觉得没把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“研究问题，忌带主观性、片面性和表面性”的教导，没有立刻作出决定，而是派了工作组，先到山里去勘察来水区域内的积雪。勘察根据结果得出:来水区域内没有积雪。于是县委就放弃了泡干地扩种的计划，指示黄羊区集中精力灌好二轮苗水。以后水量果然慢慢地减少，连灌苗水都显得十分紧张了。武威县委就是这样，不经过自己的亲自实践和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，掌握切实可靠的依据，绝不轻易决定重大问题。

  要把改变武威面貌的蓝图变为现实，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。近几年来，县委领导成员既当指挥员，又当战斗员，和贫下中农同甘共苦，大干苦干。一九七四年秋天，在全县农田基本建设的热潮中，县委常委带领机关干部，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办公，同群众一起批林批孔，参加劳动，指挥生产。一次，县委书记到韩佐公社去参加劳动,看到工地上白天红旗招展，夜里灯火一片，社员们一天三出勤,你追我赶，大干苦干，心情无比激动。他亲自提笔写了一块“武威县大河区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”的牌子，挂在改土治水的现场，和群众一起大干，他不是拉架子车飞奔，就是挥动着铁锨上土。有一次，天还没有大亮,他拉着架子车同社员一块运土，帮助拉车的小张说:“你是这辆车子的司机,我就是你的助手，咱们一块儿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跑。”听了小张的话，他更加信心百倍，浑身是劲。他俩一个拉，一个推,一直干到太阳红，在吃早饭的时候,小张才知道和自己一块干活的是县委书记。他看着满脸是汗，浑身是土的县委书记，激动地说:“真没想到，我能和你在一起战斗。”县委书记高兴地说:“不，你应该想到,过去我们没在一起劳动是受了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，今后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，要逐步消灭三大差别，我们将永远战斗在一起，向迈步。”

  “永远和贫下中农战斗在一起”这句话，代表了武威县委全体成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，勇往直前的心愿，他们从书记到委员，都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当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，同旧传统观念决裂，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，反修防修的大事。一九七四年秋，县委提出每个干部深翻一亩地，县委常委首先做到了这一点，为广大干部树立了榜样。县委的一位副书记出身在一个农民家庭，从小就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，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革命，在炮火纷飞的年代里，他和人民群众鱼水相依,革命胜利后,进了城，坐了机关，由于脱离了劳动，和人民群众的感情逐渐淡薄了。使他受到了深刻的教育，后来进了“五·七”干校，在学习和劳动中提高了路线觉悟，焕发了革命青春，使他深深认识到脱离劳动，脱离群众的危险。当他担任县委领导以后，经常告诫自己，要干着指挥，绝不能转着指挥。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严重的心脏病、血管硬化和胃溃疡等疾病，医生曾警告他，病情又有新的发展，不能参加劳动。但是，他全然没有把自己的病放在心上，而是严格要求自己，只要一有空就参加劳动。有一天，他步行了五十多里路去检查工作,当来到他蹲点的大队时,天已经黑了。他问队长:“明天干啥活?”队长看他已经很疲劳了，就说:“明天我们放假，你就好好休息吧!”第二天，天还没亮，他就起了床，到地里去平地，社员们上工时，他已平出了好大的一块。见到此情景，社员们说:“县委领导这么干，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呢?”

  县委利用开会、学习的机会,还经常组织一些集体劳动，他们在劳动中察觉缺陷，就地解决，受到了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热烈赞扬。有一次，他们在南营公社穿城大队集体劳动，发现这个大队的改土造田进展不快，他们就和贫下中农社员一起劳动，一起谈心，了解到这个大队农田基本建设搞得差，主要是干部缺乏大干快变的思想。他们就和干部座谈，提高他们的认识，使这个大队的干部振奋了革命精神，很快就在全公社掀起了一个与河争地的高潮。

  武威县委领导成员，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指示，批判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，在自己的头脑里构筑反修防修的长城,同时也用自己带头大干的实际行动，教育了广大基层干部，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。

  注：推荐这篇形成于1976的典型材料，主要是觉得这其中展现出的朴实的文风、扎实的作风对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。

  这篇文章是何时写的，是一九七六年吗？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的文章刋登，是回放七十年代的文章吧？